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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批评大师的时代 :当下美术写作漫议

          文学界早就感叹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美术界随后也有人发出了同样的感叹。文学与美术的一大相通处,是文字写作。美术的文字写作,指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中的学术和非学术书写。对我们当下的美术写作而言,无论学术与否,这都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为何没有大师、我们在后现代的大众消费文化时期还需不需要大师?本文无意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欲就此议论一番,而不仅仅是发几句感叹。

            一、大师何在

            从事美术写作的人,只要是认真的,就该算是学者。美术学者大体可分三流,一流学者有理论独创,可称大师;二流学者虽无独创,但讲究学术性,且有学问;而三流学者则语无伦次、不知所云,实与学术无缘。

            真要给“一流学者”一语下个学术定义,其实比较困难,因为各家标准不同,更不知谁有资格来定这标准。所以,我只能大致说,在美术领域内以其理论独创而具有国际公认之成就和影响的,就算一流学者。照这个标准,时下国内美术界鲜有一流学者,那些活跃于各美术论坛的主要写手,多是二流。其中更有不思上进者,只以美术书写为利器,在名利场中厮杀,成为三流文字的炮制者。

            由于国中为数极少的一流学者,一心向学,深居简出,在闹哄哄的美术写坛上看不见,我不愿打扰他们,所以此处只拿洋人来说事。洋学者在中国美术圈子里有影响的,多以英语书写。在二十世纪的英国,不管是土生土长还是外来移民,一流学者之多,远超出二十世纪的中国。我这样说,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美术写手在全国总人口或受教育人口中的比例,二是美术书写的理论水平。与地大物博、地灵人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相较,英国实在是一个弹丸之地,但二十世纪的英国美术界,却有许多世界一流的学者,远非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界能比。且让我按时序举出英国的十位美术学者。

            罗杰•弗莱(Roger Fry, 1866-1934),二十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理论家、批评家、画家,其《视觉与设计》(1920, 也译《视觉与形式》)一书,早有中译本出版,对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形式主义艺术思潮颇有影响。

            克利夫•贝尔(Clieve Bell, 1881-1964),也是二十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理论家,其名著《艺术》(1914)一书,以“有意味的形式”观,而对中国八十年代的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影响深远。

            科林伍德(R.G. Collingwood, 1889-1943),哲学家、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其名著《艺术原理》(1938)早有中译本,对中国形式主义艺术理论也同样发生了重要影响。

            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 1893-1968),重量级美术史学家、批评家、作家,著作等身,其《西方现代美术简史》一书的中译本,对中国“八五新潮”影响极大,而《现代艺术哲学》的影响也不相上下。

            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 1903-1976),老牌美术史学家,其《文明史》、《风景画论》和《裸体艺术》在欧美风行一时,后两者有中译本,国内的艺术理论学者和画家都对其情有独钟,而《裸体艺术》更在中国一版再版。

            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 1909-2001),奥裔艺术史学家、理论家,其形式主义名著《艺术与错觉》(1960)于八、九十年代就在中国美术界产生了影响,这部书现在仍是美院学生的必读经典。

            麦克•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 1916-),专攻中国和日本艺术的美术史学家,后来也从事东方与西方艺术的比较研究。同另九位学者相比,其理论成就也许稍逊,但在亚洲艺术史的研究领域,却是一位泰斗。代表作有《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与艺术家》(1996年修订版)、《东方与西方的艺术交会》(1997年修订版),后者有中译本。

            约翰•伯杰(John Berger, 1926-),艺术家、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也是反对形式主义的艺术批评家,他在二十世纪中期为英国BBC撰写的关于艺术的系列电视片《观照之道》,使他成为极富影响的批评大家。

            提摩泰•克拉克(T.J. Clark, 1943-),当前十分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派美术史学家。恕我孤陋寡闻,不知国内有无其著作的中译本。他的《描绘现代生活》(1984)和《向观念告别》(1999)在西方艺术史学界影响极大。

            诺曼•布莱逊(Norman Bryson, 1949-),大西洋两岸之美术理论和批评界的新起学者,也是从形式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的美术史学家,通晓欧洲、中国、日本艺术,代表作有《词与像》(1981)、《视觉与绘画》(1983)、《视觉文化》(编著,1993)等,是中国批评家高明潞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导师。

            这份名单,来自权威参考书《二十世纪主要艺术理论家》(Chris Murray. ed. Key Writers on Art: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我增添了肯尼斯•克拉克和麦克•苏利文两位,因为他们在中国有特别的影响。另一位不在这部参考书中但值得一提的,是路希•史密斯(Edward Lucie-Smith,1933-),他编写有大部头的《今日艺术》,有中文节译。虽然他的书有学术快餐之嫌,但在中国影响很大。其实,二十世纪具有国际声誉的英国美术学者,远不止列出的这些。仅艺术心理学这样一个十分专门的领域,在二十世纪中前期,就有奥籍形式主义理论家安腾•艾仁椎格(Anton Ehrenzweig, 1908-1966),他以格式塔艺术心理学而著称。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心理学家温尼科特(D.W. Winnicott, 1896-1971)将英国学派的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推向了整个西方世界,并催生了这一学派的一代新人,如艺术心理学批评家彼德•福勒(Peter Fuller, 1947-1990)等。

            中国的人口和地盘,不知是英国的多少倍,我们国内美术界的学者,对这些英国大师的著作,也都比较熟悉,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美术界却很少有类似的学术大师?当然,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是重要原因,但我们总不能老是抱怨外因,难道这当中一点也没有我们学者自身的内在因素?莫非势利、庸俗、懒惰不是学者们的内在原因?我暂且点到为止,这个话题后面再说。

            二、两种书写

            阅读上述一流学者的美术书写,对他们的治学之道,可揣摸一二。但凡真正的学术大师,其文字书写,都讲究严谨的学术规范,其理论的来源、论证的逻辑、结论的陈述,等等,都有条有理。他们的写作,在篇章结构和语言文字方面,也是书写的典范。同时,大师们又不受条条框框的拘束,其书写文字,有充分的自由精神。通常说来,最严格的学术书写,该算博士论文。但这些大师们,已经超越了博士论文的层次,学术规范不是对他们的禁锢,而是他们天马行空的缰辔,他们在学术领域里达到了逍遥游的境界。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超越的境界,便会误以为大师们的美术写作,不是严格的学术书写,于是有人便会去效法大师的逍遥笔意,写些既不学术又无学问的文字。这类写手既无深厚的理论根基,又无严格的学术训练,其书写的自由,不是经过了严格训练之后获得的自由,而是不知学术为何物的自由,颇有无知无畏的勇气。看看时下美术刊物上的文章,这些信马由缰的写手制造的文字垃圾无处不在,甚至成为我们美术书写的主流。

            什么是学术?简略地说,就是知识的积累和理论的探索,是治学方法的规范。朱光潜和宗白华是两位前辈美学家,其学问都是一流的,他们学贯中西,对哲学、美学、美术的理解,无人能望其项背。然而,他们的治学方法却大不一样。朱光潜基本上是个西式学者,虽然写过《诗论》一类看似中式的文字,但他的博士论文和后来的《西方美学史》等专著,却是治学的典范。我觉得,朱光潜的西式学术性,与他大量翻译欧洲经典美学和哲学著作有直接关系。相比之下,宗白华基本上是中式的,他不写朱光潜那样的文字,而写《美学散步》里的那类文章,颇有散文笔调,与钱钟书的治学方式相近。我猜大家都读过宗白华论意境的两篇文章,《中国艺术之意境的诞生》和《中国艺术三境界》,也都能看出作者的学问有多么深厚,而表述文字却又多么平易。这两篇文章就是我所说的“超越”的范例。宗白华有深厚的学问和素养,又有严谨的学术训练,其学术规范不在文章的字面上,而在通篇的构思和表述中,是一种看不见的内在学术性。但是,也许正因为宗白华之文字的平易,这两篇文章才容易被人误读,会以为他不讲究学术。

            宗白华的艺术家气质较重,的确不象朱光潜那样学术。但他那平易的文字,有深厚的学问作根底。当今那些口若悬河、语无伦次的写手,其学问不及大师之十一,其学术更无从谈起。我喜欢读宗白华的文字,但我读时却非常警惕,留心他字里行间隐藏的学术性,以防误读之。

            在西方,与宗白华相似的写手也大有人在。前段时间我读美国著名当******家阿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的美术文集《看看而已》(Just Looking: Essays on Art),深感其学问了得,又叹其全无学术规范。阿普代克少时习画,后入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美术系求学,毕业后转而写小说、诗歌、书评,其著名长篇小说“兔子”系列,使他成为西方世界的顶级作家。很多年前我读其小说的中译本,只看到故事,无法领略其文字书写的魅力。后来读他的美术文集英文版,这才体会到他的文字魅力和语言力量。比如,阿普代克谈论法国印象派,不忌讳雷罗阿、德加等大师的威严,他纵横捭阖,对法国画家大加鞑伐,而对美国画家如沙金特等,尽管其画媚俗,却大加褒扬。阿普代克为什么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偏袒美国画家?因为他有学问有眼光,他能说出法国大画家的短处,能说出萨金特的长处,例如其肖像画的“心理深度”,说得让人心悦诚服。

            这“心理深度”的概念,是阿普代克对文学和艺术的理解,透露了他的学识和他的敏锐与深刻。但是,由于阿普代克的书写语言并无学术性,所以我以为他不过是画坛票友,到美术界来凑热闹而已。直到上个月,我在《纽约时报》的艺评专栏读到他写的书评《新艺术之城:抽象表现主义及其后果》,才发现他的学术性藏而不露。这篇书评是为美国艺术史学家杰德•珀尔(Jed Perl)关于二十世纪中期纽约美术的史著《新艺术之城》(New Art City)而写的万言长评,其描述、分析、评价、总结,一气呵成,环环相扣,对该书的内容与写法、观点和语言,评得有理有据。这篇书评,褒贬得当,文气磅礴,以势夺人。读了之后,我不再认为阿普代克只是票友,而认为他是横跨文学和美术两个领域的一流作家和学者。正好,阿普代克又有新的美术文集将在本月出版,书名《仍然在看》(Still Looking: Essays on American Art),我赶忙预订,急欲先睹为快。

            宗白华和阿普代克的美术写作,有共同之处,即以深厚的学问为基础,将学术性隐于字面之下。他们“深入”而不“浅出” 、“厚积”但非“薄发”。我从他们的书写中得到的教益是,不要盲目信奉所谓“深入浅出” 、“厚积薄发”之类古训,因为这类古训似是而非,让人不动脑子,以浅薄为能事。试想,一个学者,若在专业领域内写文章,为什么一定要“浅出”、“薄发”?如果仅仅是为流行刊物写文章,当作别论,可是专业领域内的读者,应该读得懂“深入”和“厚积”的文字。作者的浅薄,会娇惯出浅薄的读者,而读者的浅薄,又会反过来呼唤浅薄的作者。如此这般市场效果之供需调节的恶性循环,会使我们的学者满足于三流书写,这于艺术、教育、学风,有害无益。

            如果说宗白华和阿普代克是一流学者中不以学术见长但有真学问者,那么一流学者中还有另外一类,即所谓学究,他们的文字书写讲究严格的学术性。美国解构主义四大理论家中的希利斯•密勒(Hillis Miller, 1928-),横跨文学与美术两个领域,他的《插图》(Hillis Miller. Illustr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一书,在后现代的学术语境中,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讨论绘画问题,既有学问,又很学术,字里行间灵气闪现,堪称治学的典范。

            三、形而上的旅程

            说了一流学者,再说二流学者。其实,做学问的人都眼高手低,这很正常,因为我们只有双眼紧盯一流学者,才有可能做到二流水平,否则只怕连二流都做不到。二流学者也可大致分为两类,学究的和非学究的写手。

            去年回国,在书店见到一部翻译书,是美国学者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的《艺术史写作原理》,其论题和内容很有意思,是关于美术写作的,于是买下一本。翻开书,见里面介绍说,卡里尔是“美国著名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史学家”,我一下子觉得自己真的孤陋寡闻,可怜到竟没听说过这样一个著名学者。读了卡里尔的书,感觉他无法同前述一流学者相比。尽管他有学问,也很学术,但没有理论建树,更无灵气。就文字而论,他过分学究,近乎迂腐。不过,这部书的好处,是向我们展示了学术书写的样板,哪怕有矫枉过正之虞。不管怎么说,卡里尔也该算二流学者,而且是二流学者中很上进的一类。

            我觉得,在学术书写中保持一点必要的学究气,是防止浅薄的一种有效手段,只要不象卡里尔那样迂腐就行。在眼下的国内美术写坛,也有这种稍有学究气但很上进的学者。就我近年读到的而言,沈语冰和常宁生便相当学术,也有学问。前者的新著《二十世纪艺术批评》,在解读和阐释的基础上立论,是一种通常的治学方式。采用这种方式,如果稍微不慎,便会成为贩卖泊来品的进口公司。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也相当形而上,作者和读者易入五里云中。幸好,作者对此相当清醒,在书写中很注意个人的立论和阐述。常宁生的《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艺术史课程与教学》一文,是篇综述,写得几乎面面俱到,属介绍性文字。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泛泛介绍,而是将自己的品评和观点融入其中,融得不露痕迹。我读这篇文章,时时会心而笑,因为文中所述,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有同感。

            与卡里尔式学究相反的,是那些不求上进只想钻营的人。这些人原本也有学问,算得上二流学者,可是却迷失在闹哄哄的名利场中而无心治学,只能写些三流文字。其中更有甚者,心术不正,视美术写作为谋利手段,或以奇谈怪论来耸人听闻,或以吹牛拍马来卖身求荣,或以胡言乱语来中伤他人。这样的美术书写,已与学术不搭界,不说也罢。

            前不久,多年不通音信的画家朋友何工,突然传来一些图片,都是他近年的绘画。初看,只有黑白二色,我以为是网络设备有问题,传输中丢掉了颜色。一问,才知确是黑白绘画,画家着意为之。去掉了色彩的干扰,我得以专注于这些画的意旨,并感受画家笔触中流露的情绪。这位朋友当年曾在美国和加拿大居住,后来回国,又多次重访北美,并到过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这样的经历和见识,加上他个人生活的丰富和曲折,使他的内心旅程,成为黑白绘画的主题。这些作品,画的都是他在美国的羁旅,既是双脚天涯的形而下之行,也是思想漫游的形而上之行。我喜欢这些画,因为我从这些画中,看到了一个往日的朋友,也看到了今天的自己,还看到了无处不在的美术书写。

            何工当年画过一系列欧洲火车站的抽象之形,如今又画行者旅人的具象之形。从形而上的角度说,我们从事美术书写的人,也是一个旅人,我们阅读前辈大师,便是在内心中从一个火车站到另一个火车站。有时候我们会搭错车,有时候车会晚点,说不定还会有交通事故。但是,我们总是在往前走,总是在想着自己前面的路。我们也会看车窗外的风景,会惊叹风景之美,并与风景对话,但我们又总是让风景飘到身后。当然,我们也会回头,但回头是为了与车上的旅人交谈。在形而下的交谈中,我们内心里形而上的旅程并没有停止。实际上,形而上的旅程和形而下的旅程是交织互动的,正像朋友的画,从抽象的车站到具象的旅人,其间有一条潜在的思想行程,象火车一样前行。

            这形而上的思想就是哲学,是人生的哲学和艺术的哲学。一位从事美术写作的朋友,曾谈起二流学者求上进的问题,说美术写作写到后来,非有哲学不可。此话极是。我想,哲学该是美术写作中看不见的基础和动能,若无哲学,任何书写都不会上进,作者最终会从书写的峭壁上掉下来,沦为三流写手。所谓学问,所谓灵气,其实都需要哲学的支撑。一旦没了哲学,学术书写只能是文字垃圾。前面说到的卡里尔,是美国大师级著名艺术理论家亚瑟•但托(Arthur Danto, 1924-)的学生。但托的正职是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专攻认识论和历史哲学。美学理论和艺术批评是但托哲学的一部分,是他哲学旅程中的一个驿站。国内美术界可能还不太了解但托的哲学,好在他的艺术理论已经有了中译本,如《艺术终结之后》。但托早已退休,却一直兼作《国家》周刊的艺评专栏作家,多年来基本上每周写一篇美术评论。他将这些文字收集起来,最近几年出版了好几部美术文集。这些书写都是报刊的专栏文章,而《国家》杂志并不是美术专业杂志,所以但托不能写得太学究。可是,由于有坚实的哲学基础,但托的文章写得深刻、有见地,毫无泛泛之言。有次去听但托的讲座,我以为他会讲美术,结果他讲的是佛教哲学,真是不服不行。

            写艺术评论,大多是为人作嫁,难得什么理论建树,而一旦有了经济利益的诱惑,即便有点理论,也只会是嫁妆上的点缀,无学术可言。但托的书写不为稻粱谋,即便写展评,也注意理论的阐发,并有看不见的哲学作潜在支撑。我们的二流学者中,那些不思上进而自甘堕落的写手,其书写不仅没有内在的哲学,甚至表面文字都不通顺。且看他们的三流书写,连汉语语法都不过关,更不知措词、修辞、逻辑为何物。曾读到一篇这样的文字,也讲美术写作,作者振振有词地说:写文章,只要把意思说出来就行了,不必讲究语法。对此,我是否该说,画家只要把人画出来就行来,不必讲究人体的解剖结构和透视的抽象变形?同这样的写手没什么学术可言,真是无知者无畏,无知者无耻。

            四、题外的话

            本文批评二流学者的三流书写,并不是只提倡学究文章。与学术书写并存的,还有一类学术随笔,用散文语言谈学术问题。这既是学者间的家常话,也是同学术界之外的读者交流,从内容到语言,平易却不浅薄。求上进的学者,一手学术,一手散文,可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散文这一文体,原本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惟与诗歌相别,只要不用韵,就是散文。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先秦、唐宋的散文,内容和写法都不拘一格。到了二十世纪中期,散文专指美文,如抒情散文,这使散文的概念大受局限。八十年代以前,有所谓散文三大家,杨朔、刘白羽、秦牧,其文风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现在回头看去,才意识到杨朔的抒情或流于造作,刘白羽的叙述和描写不乏琐碎,秦牧的说理稍嫌牵强,这三位前辈都有矫情之处,与先秦诸子及唐宋八大家之散文的微言大义和朴素自然相去远矣。

            自八十年代后半起,年轻的散文作者致力于文体的开拓和语言的试验,诗人和小说家也越界而入,成就不凡。诗人对散文的语言有所贡献,但有些诗人过于情绪化,他们以诗歌思维方式来处理散文的结构,结果鞭长莫及,顾此失彼。小说家写散文,如烹小鲜,大多是高屋建瓴,但却无暇顾及谋篇布局的精细与微妙。到二十一世纪,有“新散文”出现,不少作者以不为而为的态度,倒是写出了一些天然浑成的作品。

            依我愚见,写散文妙在为与不为之间。为者,袖手于前,对立意、结构、语言都思考再三。不为者,疾书于后,力求自然洒脱,不留斧凿之痕。在某种意义上,越界写作有助于求得为与不为间的平衡。当年上中学,读到过一部科普文集,刘书荣的《自然的启示》,介绍仿生学。作者之“为”,在于科普,讲究立意;作者之“不为”,在于散文,用语毫不造作。在这为与不为之间,作者的叙述自然晓畅,通俗易懂,写出了一部难得的好书。上大学时,读到过一篇与众不同的文章,介绍罗马尼亚雕塑家布朗库西。作者是当时的知名作家,长于小说和报告文学,但似乎不太懂美术。也许正是这不太懂美术,才是使他的文章,回避了专业问题的探究,而能够面向普通读者。那几年,报告文学流行,作者用报告文学的手法写艺术家,其“为”在于布朗库西,其“不为”在于美术,于是将这位雕塑家写得有血有肉,而不再是艺术史著里的冷面孔。

            画家写散文,也是一种越界行为。拙于文字的画家,一越界便章法全无、词不达意。长于文字的画家,对写作有自觉意识,他们下笔,行文有道,立意、结构、语言,都在不经意间水到渠成。读画家陈丹青《纽约琐记》和《退步集》里的一些篇章,不得不叹服作者的修养。这位写作的画家,既有不为写作、不为绘画的超脱,又有专注于写作、专注于绘画的执着与敏锐,并在为与不为之间,长于把握分寸,是为修养。

            所谓立意,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讲,就是有意思或没意思。一篇有意思的散文,首先要以其用意来得到读者的认同。古人说立意高远,有儒道哲学的意味。所谓结构,是写作技巧的要义,若无结构,立意便无法实现。过去的散文讲究“形散神不散”,说的就是结构与立意的关系,只是现在的作者少了些拘谨,转而追求行云流水般的自由自在。所谓语言,指行文措辞,只要受过写作训练,懂得语法逻辑,便不会有问题。但是,艺术是一个学术科目,要用散文谈艺术,实际上就是要在学术语言与散文语言之间游走,难的是寻找一种适当的语气语调,庄也谐也,均在拿捏得当。

            散文的最大敌人,是肤浅和矫情。我读过不少当代名家的散文,特别是游记散文,有些作品的肤浅,让人瞠目。当然,名家们到海外旅行,多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我们不指望他们对某地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有多少了解,不指望他们写出多么深刻的文章来。想想看,他们短期出行,奔波于若干国家,要记住所到之处的名胜,已不胜其难,更惶探讨问题。于是,这些名家只好搜肠刮肚,肤浅以应,挤出一点自欺欺人的感怀,以矫情来掩饰空泛。余秋雨的海外游记散文集《行者无疆》,便是这类肤浅与矫情的典范。

            学习书写之道,模仿是入门的捷径。毕加索初学画时,先是大量临摹古典主义和写实绘画,然后又临摹后印象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在洞悉了他人作画的奥妙后,他开始模仿其画风。毕加索模仿劳特累克、马蒂斯、德加、雷罗阿,出神入化,几可乱真。这样,到了“蓝色时期”,毕加索终于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并在以后不断探索新方法。学习写作也一样,翻译国外名家是一种临摹,细读然后照猫画虎也是一种临摹。且看二十世纪后期的中国作家,凡成气候者,有几个不曾模仿?国外现代主义文学各流派,从意识流到魔幻现实主义,整个模仿了一遍,然后才有人找到了自己的路,终成大家。但是,如果只模仿而不能最后跳出他人的影响,就会象临摹四王山水而终究找不到出路一样,永远都学步邯郸,没有自己的风格。

            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散文集《与风景的对话》,记述作者的创作过程和艺术经历,展示了画家怎样以艺术的眼睛和心灵去发现并欣赏自然之美。国内老一辈艺术家写的回忆文章,如刘开渠、刘海粟等写他们当年留欧学画的经历,与东山魁夷殊途同归,都记述了作者对艺术的理解,其文笔之优美,比得上职业作家。最近读到加拿大旅法作家曼盖尔的艺评文集《读图:边看边想》(Alberto Manguel. Reading Pictures: What We Think about when We Looking at Art. Toronto: Vintage Canada, 2002),与阿普代克异曲同工,没有学究的迂腐和八股的繁琐,却有深厚的学问和语言的博大气势。

            就写作本身来说,无论是学术书写还是散文书写,都讲究立意、结构和语言,只是散文的立意不必太学究,结构也随机应变,语言更是轻松随意。一个作者,如果受过多年学术写作的训练,又有多年学术书写的经验,极容易变得迂腐呆板,这时,转而写些学术散文,说不定会有智慧与灵性的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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