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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当水墨画家黄一瀚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展厅做第一届”卡通一代”展览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在传统笔墨中浸淫了那么多年、甚至已经参与“后岭南派”活动的艺术家，会在新的艺术呈现，中有如许杰出的表现。在那一次展览上，黄一瀚的装置作品《美少女大战机器人》、《我们是长不大的孩子》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争论还包括展览本身所提出的“卡通”问题，究竟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假问题。艺术界，我在这里主要指当年颇已成势的当代艺术界，尤其是广东方面的，普遍都认为，黄一涵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包括他们的实践，都是令人怀疑的。其实，否定的意见更多来自黄一涵对新的艺术趋势的过渡描述，在黄一涵看来，泛滥已久的当代艺术过于精英化，过于自恋，缺乏真实的大众基础。那么，什么是这大众基础呢？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泛滥于年青一代的“卡通”潮流。当时与黄一涵一起的，有响叮当、江衡、孙晓峰、梁剑冰、田流沙、冯峰等人。不管争论如何．仅仅过了一年多，黄一瀚们便再接再厉，继续在华师美术学院展览厅作第二回展。这一回展览的策划是笔者。针对他们的创作倾向，我提出了“走向生活”的概念，用以概括他们的努力。这一回展上，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有黄一瀚的《人骑人》以及响叮当的《电脑游戏》。响叮当的作品鲜明而直接．现场有真实的电脑游戏，由头戴怪兽面具的年轻人当众玩游戏。这是我所知道的，国内有艺术家通过一种综合的方式来表达青少年们一直受到压抑的日常狂欢。黄一瀚的作品仍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对消费时代犬儒主义的一种嘲讽和预言。
“走向生活”的意思是．能否让艺术与现时现刻的生活形态发生关联7我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时，有一次我和艺术家徐坦聊天，他谈到了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看法。传统的看法自然是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这只是一种让艺术就范于政策的托词而已。我记得徐坦当时说的是，艺术源于生活，低于生活。仔细一想，我觉得徐坦所说有他的道理．至少，他看到了生活的丰富性往往超过艺术的多样性这样简单的事实。1992年，就在首届“广州油画双年展”期间，广州的“大尾像”小组也在一幢大楼的底层举办展览，徐坦参展的作品是一件装置．用霓虹光管绕成了一家娱乐场所的入门。我不记得作品的名称了．但在我的印象中，徐坦的这一件作品．应合了他关于“低于生活”的想法，希望用一种更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表达眼下的生活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几年后的黄一瀚们的努力，似乎与徐坦的追求有着某种精神性的联系。这也是我之所以提出“走向生活”的原因。我也希望能够看到一种艺术形态，真的能够与生活，我说的还不是抽象的生活，而是眼下的生活，或者．更准确些说．一种弥漫于青少年当中的亚文化式的边缘生活互为镜像．让艺术也成为生活中的一种形式。“走向生活”还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那就是取消深度．取消一种假惺惺的思想性，仅以”表面化”为对象。
黄一瀚与响叮当的作品，从某种意义看，的确是和一种取消深度的表面化追求有关系。甚至，由于年龄原因，响叮当在他的作品中，有力地嵌入了电玩与游戏这一类因素．营造一种表面喧闹的气氛。
我以为南方一直呈现着与内地，与北方完全不同的精神氛围，但这一南方氛围却又缺少一种更具有力量的、因而更有说服力的表达方式。南方艺术常常被人诟病为过于甜俗，过于浅显，缺少思想深度。南方的不少艺术家内心也为这一指责而苦恼，承认自己似乎是不够有“思想“，尽管少有人追问，这“思想”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从这一意义来说，我以为黄一瀚以及他的追随者算是较早明确地意识到南方问题的艺术家，而以所谓”浅显”，所谓“缺乏思想”这样一种表面化作为对象，他们把自己的艺术追求定名为”卡通一代”，其实是符合他们内心对于南方、进而对于由南到北的物质化潮流的认识的。当时和后来的一些艺术理论家指责这一概念，要不就过度站在他们自身的理论逻辑上，要不就无法理解物质本身的真实存在，而以一种所谓的深度(其实是一种关于思想珠假象)来指责黄一瀚们的实践。
有趣的是，黄一瀚及响叮当还有为他们的艺术创作“正名”时，以“卡通一代”命名的潮流就已经在内地漫延．最重要的一个区域就是四川与重庆，在那里，年轻一辈的艺术家，他们大都是70后甚至80后的人，已经在不断地画”卡通一代”了。广东再一次上演了近代史上不断重复的故事．那就是．开风气之先．却在内地结果。 “卡通一代”的发源地在广东，在广州，由一个老水墨画家发起，一班艺术家追随，然后，突然在四川成为了年轮一代的艺术潮流。尽管有人把后来出现在四川的同类风格叫做“新卡通一代”，尽管有人论证． “新”与“旧”之间有着根本差异．但风气的确是从南方刮起来的，这却是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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