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当代艺术批评的失语问题，就要说到其本质和症结，即市场现状衍生出的失语、乱语和汉语的持续本真现象及原因。但勿以兔死，即认狐悲，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环，这种客观现象始终是必然的。不以物喜，更不宜以己之悲而心懑矣。
回顾中国美术批评的历史，很容易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正如王小箭所描述的2次失语的经历：改革开放前被奸污的奴婢时代和艺术市场高涨背景下艺术批评被推崇、慢待及至闲置的阶段。我们知道，确立中国艺术批评的文化角色的是在’85新潮美术时期，到“89“现代艺术大展之后便呈现出非常繁荣的局面，许多至今活跃在国内的批评家便是那时开始活跃起来的。然，时过境迁，如今许多的批评家由于各自条件和生活样式局限分别选择了各自的生存和做事方式，发挥着各自的力量介入学术论述和艺术市场，其文化身份逐渐不同“变质”；时下的批评家（除非是体制内或已届退休的先生）不是做了策展人便是客串为画廊或拍卖公司的“外援“，直语、快语、失语、乱语者皆有之。由此，对其刻薄者、痛惜者、亲身参与者更是为众。其实，更有些人是“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心理在做崇 ……
笔者无意也不该指责任何人，如果我们抛开这些事情的表象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看问题，一定可以发现似有所悟之处的。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魏晋时的王公贵族、艺术家、文化人或搞艺术理论的人始终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一员或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子（旧时的公子多是饱读诗书之人，绝非我们常诟的市井无赖），因为特殊和优越的家庭条件他们可以使吟诗做画，撰书立论，所以史论煌煌、艺技昭昭；屈原、苏氏三杰、司马迁、朱耷乃至旗手鲁迅莫不是此。横向看国外的福科、格林伯格、波洛克抑或托尔斯泰等，如果没有学院或艺术家、社会力量等的资金支持，那么其地位也没有那么高。中国30年当代艺术发展的历史也是如此，艺术家可以赚到大把的钱，那么我们的理论工作者穷其一生的努力却潦倒一生，现时社会的文化机制并没有给我们的理论家提供一个搞前卫艺术研究和正常生活的可能，他们亲临一线参与当代艺术的推广活动也就是理所当然了。当然所谓体制内院校和文化机构的研究人员有较好的生活状况。但源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中大多数对前卫或当代艺术的理解又有显然的局限性，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当代艺术批评的基金会制度，以制度和福利的形式以奖掖和出版那些现在学术和理论思想上颇有新知和未来可成大器的莘莘学子，他们是成为艺术批评转语而慷慨激昂的最有可能者。笔者近日参加了在中国美院举办的博士生论坛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有些博士生的论题和学术水准是很高的，但可发表他们论文的阵地和平台又是少之又少，其中的奥妙有目共睹。笔者不敢妄言，只是尽己之能尽微薄之力而已。
虽然整体社会机制的缺陷、文化生态的恶劣，大环境并不适应批评者的成长与生存，但这并不是批评界可以随波逐流的合适理由。我们分析出现失语或乱语的原因便有可能来对症下药，贡献良方三味：
一，中国当代艺术30年的快速发展已形成相对平稳的利益集团，领跑市场的艺术家与企业、财团联合参与操作市场，他们掌握着各种资源，以明星化形态的炒作现象出现，形成时下的艺术快餐文化。在这一大环境下艺术批评的地位可想而知了。壁垒分明的贫富悬殊造成的功利性，使往昔的批评家们成为艺术家、画廊和拍卖公司的的写手，丧失了独立批评的身份。
二，全球化带来的文化碰撞、网络的发达和信息的泛滥化，打破了曾经的信仰膜拜和偶像崇拜现象。那种靠一篇文章一晚轰动学术界的神话已不可能了。所谓人人都是艺术家，现在人人亦是评论家了，且不分水平高低。比如刚毕业的美院学生就可策划展览，撰写评论，更有水平低者的文章如垃圾般充斥于网络和二流媒体造成主流的低水准假象。如此，艺术批评便由集体失语的状态到了乱语的状态。当然，许多新的批评家的学术水准和能力是靠许多的实践摔打出来的，这个过程是特别需要的。
三，利益共同体形成的圈子化现象突出。许多艺术新秀没有圈里人带路休想进入圈子，没人带路等于不受人把握，不受人把握等于不受人操纵。不受人把握与操纵还未到最坏，那么遭到生态链里的话语封杀才是厄运。这是权贵霸语的问题萌芽，一些所谓批评家通过拉帮结派夺取话语权及利益最大化，根本不理会艺术本质。如此艺术批评界出现被嘲讽为“坐台”兼“患集体失语症”等恶名也就不为怪了。
笔者以为这是任何事物发展的必然。譬如在中国封建时代，权力与道德占据着博弈的主导地位，远远超过经济的作用和因素。文革时期，我们的社会处于一种政治与道德良心的博弈之中，其实人是生活在人与鬼之间的，突出表现为独立个体人的社会价值实现成为泡影和幻想。因此，对社会的发展特别需要制度来规范作为必要的洗牌秩序，这就是批评与监督对制度的建设性价值，或者说批评就是社会机制功能之一。假设没有社会博弈和更新的洗牌，历史可能早已进入绝对稳定状态，那是毫无意义的社会毒瘤萌生的毒芽，正是社会不断洗牌促进不确定的因素的变革，淘汰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事物人类社会才不断文明发展。所以批评失语、乱语，破而后立，作为规则的调整与建构，也应是一种必然！
中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初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权力急速转化为直接的经济行为从而导致社会博弈游戏规则发生混乱以至癫狂，使得无序的恶性竞争成为一种常态，而文化艺术领域亦是如此。事实上，在艺术领域，艺术与市场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相反在健全的社会机制下，艺术、商业与学术三者是各自独立而互相制约的，它使我们的整体社会文化处于一种良性的发展态势。当前的中国经济与艺术均缺乏良好的生态环境，它急需通过社会监督与文化批判来构建良性的多性土壤，否则，社会与艺术都不可能有很好的发展。
中国艺术批评本质的迷失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批评本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影响批评发展过程的各种社会因素的困扰和羁绊。此一文化土壤的生态问题不得以解决，艺术批评永远只会停留在表面的失语和乱语的尴尬地位，必然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两难境地。那么该如何解决目前的问题呢？
